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
而对于地方性事务来说，国家未来并不需要专门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来统一规定。若执行性立法阻碍其他上位法的精神或目的，如果属于地方性事务，不认定为抵触，如果属于中央性事务，应认定为抵触。
当不存在逻辑抵触时，应考虑下位规则是否可能阻碍上位法的精神或目的。第一类为逻辑冲突，即道义助动词（即本文所称规范词）之间的冲突。[37]《立法法》第82条第2款规定：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退一步说，即便中央立法机关对地方立法机关的规定不满，完全可以另行制定明确的规则予以取代。通过概念收缩，下位法减小了上位法适用的范围。
所以，上述理论主要指出了逻辑抵触的一种原因——规范词不一致。前者是一个逻辑推理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价值权衡问题。《行政法典总则》制定要将分散的、碎片化的行政法治理念整合为一个整体，使行政法治理念本身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存在行政法治理念与行政法其他现象之间的争议，不存在行政法治理念内部之间的不和谐，不存在行政法治理念在表述中的重合与交织。
通过《行政法典总则》可以将目前这种个别化、分散化、碎片化的行政法治理念予以集中规定，使那些还不能够成为行政法治理念的内容不再体现于《行政法典总则》之中。而对于外在的行政法治理念，其与行政法治中其他概念的关系是重要的分析进路。还需指出，党的文件对行政法治的提炼强调了行政法治的政治属性和政治逻辑，也强调了行政法治所依托的政治理论，因而也带来一个难题，那就是这些具有深度政治敏感性的政治理念和法治理念如何转化为行政法治的话语体系。《行政法典总则》可以将形成共识的、具有科学内涵的行政法治理念进行统一的、规范化的表述。
换言之，行政法治理念是对行政法板块和行政法动态逻辑的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总体而论，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治体系中，行政法治理念尚未有系统和统一的规定。
目前，我国《宪法》已经规定了一部分行政法治理念，但宪法的规定更加宏观，更加具有纲领性和概括性，一些相对具体的行政法治理念在宪法规范中体现并不一定妥当。在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意涵必然要有所体现，必然会以相对隐形的方式决定着行政法治的状况。《实施纲要》在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中规定了若干行政法治理念，该文件还提到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的5个目标，笔者注意到这5个目标绝大多数都可以归入行政法治理念之中。如果某一个理念仅仅在行政法治的一个特定板块中存在，或者在特定环节中具有价值，而离开了这个板块，离开了这个环节就失去了它作为行政法治理念的色彩，那这样的理念就不能够被认为是行政法治理念。
而绿灯时代的行政法治理念就强调行政法的给付精神，绿灯理论的视角源于一种更为积极，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的国家观，它内在地要求把政治和社会背景引入法律之中，本质是由功利主义传统派生出来的立场，而功利主义的道德律令是通过平等式和改良式的社会改革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行政法治理念在称谓上应当形成共识，应当有确切的内涵，应当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和正当的解释方法等。尤其行政法治理念与行政法治思维，与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都要作出明确规定，将二者的关系作出具体的表述。（六）行政紧急处置科学化的理念 《纲要（2021—2025年）》将突发事件的应对、预防、处置等作为一个部分作了系统规定。
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快速迭代，增强政务信息系统快速部署能力和弹性扩展能力。这个规定是相当单薄的，与新的纲要无法同日而语。
3.作为行政救济法的行政成文法。而人民政府论则强调我们的政府要与人民保持价值上的一致，认为政府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等。
事实上，目前我国党内法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行政法治理念也做了适当的区分。（四）行政法治理念与行政法治其他问题的关系尚未厘清 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法治中的地位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基本范畴，作为内在的行政法治理念，它与行政法和行政法治这个事物本身紧紧地勾连在一起。如何对每一个具体的行政法治理念进行表述是一个非常讲究的问题，例如，行政执法中的人民性，行政法治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行政法治约束和规范行政权的行使，行政主体要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法治的实施要走协商治理的道路等。分散的立法技术使得目前的行政法治理念还存在碎片化的倾向，这样的碎片化使行政法治理念有可能存在内在的不自恰、重合乃至冲突等问题。我国一些规范性文件，如《实施纲要》和《纲要（2015—2020年）》也没有明确提出行政法治理念的概念。行政法治理念的整体性是《行政法典总则》后续问题处理的关键环节，如果在理念表述上没有整体性，那行政法原则、行政法其他制度的表述也必然会存在冲突或者重合。
而新颁布的《纲要（2021—2025年）》补充了上述两个有关法治建设的文件。这三个纲要实质上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作了一体化的处理。
坚持问题导向，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依法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等。我们应当参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化的特征，对行政法治理念的体系进行构建。
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行政法治而言，肯定是有指导意义的。此外，《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中也都有类似规定。
另外，《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行政组织法中有一些行政法治理念的规定，但它们是行政法中的部类性规范，仅仅调整和规制行政法中的一个特定事项。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学界鲜有学者明确界定它，但学界对于法治理念的概念是有解读的。进入专题： 行政法典总则 。从这一系列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其实包含了法治政府、给付行政等行政法治理念的一些具体要求。
这是未来我国行政法治的题中之义，当然应当在《行政法典总则》中作出规定。我国《立法法》对法律位阶作了相对严格的划分，依据《立法法》第8条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刑事立法、民事立法，还有一些相对重要的立法都保留在法律层面。
可见，在行政法治之上还存在着更高层次的、制约行政法治的东西，这就是行政法治理念。《纲要（2021—2025年）》将其明确化也是对新的历史时代政府职能规范化和合法化的进一步强调。
这实际上体现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这一行政法治理念的一定内涵。在理念的选择上，我们就要对此有充分的考虑，而不能将2004年《实施纲要》中的相关理念予以照搬。
由于我国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这就使得党的文件体现行政法治理念顺理成章，而且在内容构成上表现得极其丰富、极其充实。而一些地方的行政法治文件即便包容了好的行政法治理念，但它们仅仅在一个地方起作用，所以将它们作为我国行政法治的理念也是说不过去的。再如，公平、公开、公正是行政法中的三大理念，尤其是行政执法中的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究竟如何排序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行政法治理念与行政法治指导思想的关系，与行政法治所要实现的目标的关系，与行政法治思维的关系，与国家对行政法治基本要求的关系，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与行政执法的关系等。
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蔓延，以及其他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政府治理中突发事件的应对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应对突发事件是未来行政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行政法治理念的分散化是行政法治理念在行政法中结构性瑕疵的重要表现，这样的分散规定，使一些能够成为行政法治理念的东西并没有取得行政法治理念的地位。
行政法治理念揭示了行政法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行政法治的精髓，框定了行政法治的时代精神，甚至牵扯到行政法治的未来和它的发展脉络等。这是对新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法治的价值和本质属性的揭示。
（二）概念表述上的优势 如前所述，行政法治理念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文件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行政法治理念的界定在行政法文件中还是一个空白，我们通过《行政法典总则》弥补这个空白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路径。行政法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中包含着一系列的概念和具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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